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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任何分裂活動都是自取滅亡
January 30

一些关于香港的事情

 

作者:闾丘露薇
来源:作者博客

搜录了一些名词解释,希望有助大家了解香港.

    1。双十暴动

    是1956年10月10日至10月12日在香港九龙及荃湾等地发生的一次骚乱,事件的导火线徙置事务处职员在10月10日(即中华民国国庆)移除悬挂在李郑屋徙置区之中华民国国旗及大型「双十」徽牌而引起。事件酿成约60人丧生,逾300人受伤,成为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骚乱暴动事件。

    港督葛量洪于1956年12月23日将《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送呈殖民地部大臣,指出并无証据显示事件是有预谋发动,而是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三合会成员试图扰乱社会秩序,而达致其犯罪目的。葛量洪所持的主要理由包括:暴动范围仅局限在九龙地区,而未有组织性的蔓延到港岛地区;次暴动的中心-九龙北部,一直是香港罪案率偏高的地区;暴力事件多为国民党支持者与三合会成员连结,向左派工会清算旧帐,试图夺取劳工界的主导权,而并非带有鲜明之政治目的等。

    虽然港府在《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坚称没有証据显示事件是被策划,但国民党特务在事件发展与推动唆使无异相当明显。1950年代为逃离战火而来港的大量内地移民谋生艰难,经济情况不佳,加上政治的挫败感,最终酿成骚乱。

    2。天星小轮加价事件

    发生在1966年的香港。事件由天星小轮加价港币5仙(香港对英文「cent」的音译,即分)引起。市民上街抗议加价,引起九龙连续2个晚上出现骚乱。港英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最后造成1人死亡,18人受伤,1800多人被捕。

    九龙区商户在骚乱中直接损失最少港币2000万。天星小轮最后在4月26日获政府批准加价。

    曾参加绝食抗议的青年卢麒在事后被警察两次拘捕。次年1月卢麒被发现上吊死亡,其死因一直被受怀疑。

    以绝食及游行反对天星小轮加价,是1960年代至70年代香港连串社会运动的开端。随之出现的运动还有「中文运动」、「保钓运动」、「反贪污运动」等等;反映随着香港经济的开始起飞,以及战后年青一代的成长,香港人自我意识逐渐抬头。

    政府后来进行的调查,报告指经济环境是引致骚动的原因。一般市民对警察反感,觉得警察不但贪污严重,而且执法不公,滥用权力;普遍持不合作及不信任的态度,亦令事件恶化。事后警队进行连串改革;包括成立警民关系科改善与市民沟通;将管理小贩、违例泊车两项影响警察与市民关系的工作交由其他部门负责。

    虽然公开的调查报告,称1966年的经济不景是暴动的近因。虽然调查没有明言事件迅速演变成为骚动,显示当时香港社会内正积累的不安情绪;特别是青年人对政府的不满

    3。六七暴动

    六七暴动,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香港五月风暴,当时参与者称之为反英抗暴,1967年5月6日于香港爆发。香港亲共的左派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英国殖民地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出现暗杀名单、放置炸弹。结果51人直接在暴动中死亡,另外超过800人受伤,死亡人数仅次于1956年双十暴动。

    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1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警察,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802人受伤,包括200名警察,1936人被检控。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怀疑炸弹,以及1167个真炸弹。

    暴动期间亦造成经济损失,部分市民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市区楼房价格因此而急剧下滑。

    暴动平息后,香港的亲共左派组织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少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部分人被遣返大陆。左派暴力抗争的手法失去民心;暴动后,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亦怀有戒心,对他们「避之则吉」。直到九七之后。当主权转移后特首董建华宣布颁发大紫荆勋章于当时左派负责策划暴动的头号人物杨光之时,引起全港社会各界哗然,认为是对当年左派暴行的一种肯定。

    香港殖民地政府研究六六、六七两次暴动成因后,察觉到有需要适量调整过时的管治策略。政府透过主动关心及改善一般市民民生,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缓和市民不安情绪及与政府的对立。政府在暴动结束后一年,即1968年已着手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为改善与市民在地区层面上的沟通,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于1968年成立民政处(即今日的民政事务总署)。暴动亦间接催生了香港在七十年代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各方面的改革。

    同时政府发现青少年空闲时间缺乏可供参与的活动而被左派招揽。于是决定大量增加文娱康乐活动。

    暴动后的1969年12月开始举办的香港节,就是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目,藉以加强青年对香港的向心力。此外,渔农处(现渔农自然护理署)也在1968年7月开设林务营以解决青少年问题。

    香港警队在暴动中的忠诚及勇敢表现备受赞赏,1969年获英女皇赐予「皇家」封号,此衔一直保留至1997年6月30日主权转移。

    另一方面,由于六七暴动期间,不少公共巴士路线被逼暂停服务(部份更没有重投服务),引致不少九座位载客白牌车应运而生,获准到市区载客,最终致使殖民地政府认为白牌车可以辅助公共交通不足,促成1969年将白牌车合法化,成为今日的公共小巴,座位限制由9座位提升至14座位(1988年增至16座位),对香港公共交通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4。香港节

    香港政府举办香港节的主要目的,是由于1960年代香港经历文化大革命引发六七暴动,香港政府需要疏导民怨和安抚民心,加强香港年青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并希望可以营造出歌舞升平的气氛。早于1966年爆发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后,香港政府于1967年发表了《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建议提出「要利用青少年活动疏导青少年过剩的精力,作为预防社会骚动方法之一」。1968年,香港政府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研究为香港安排一星期的娱乐的可行性。1969年初,委员会获拨款200万港元筹办香港节。

    其后香港节曾先后于1971年与1973年举办过两届,但规模比第一届为小,市民的踊跃程度亦大为减低。加上香港政府也认为香港节已经达到其成效,故此之后便再没有举办。

    5。中文运动

    1960年代,当时全香港唯一一个以中文授课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获得政府承认。在此之前,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读以英文为授课语言的香港大学。香港在1966年及1967年接连发生暴动后,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有感于政府对华人重视不足,是引起社会不安的原因之一。中文因为法律地位问题被边缘化,造成政府与一般市民之间沟通的隔阂。例如,任何与政府有关的文书亦必须以英文书写;中文报章的舆论却常被忽视,倘若要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或投诉,只有写信给香港最大英文报章之一《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方才有实效。但当时市民教育水平甚低,很多人都不谙英语或只懂得基本英语。

    中文运动最先由专上学生发起,在1968年由学界成立委员会向政府争取中文合法化。

    1970年,政府成立委员会研究公事上使用中文。

    1969年,香港首个phone-in节目《太平山下漫步》诞生,市民可以透过该节目与政府官员沟通。

    1972年,立法局议员锺士元成为首名在立法局会议中使用中文的议员。

    1974年,政府立法通过中文与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

    6。立法局

    1960年代,香港经历文革引发的六七暴动,政府一方面推出香港节等文化活动安抚民心,另一方面也筹备代议政制,令市民有参与政制的机会。1967年,立法局成员人数增至26名,官守和非官守议员各占13名。1973年,人数增至46名。1980年,增至50名。于1984年政府推出《代议政制绿皮书》,详列立法会民主化的过程,正式就立法局引入民选议席谘询公众。

    1985年起,立法局搬到位于中环的旧最高法院大楼,并首次推行间接选举。由于立法局的间接选举以及当时主要由民选议员组成的市政局都甚为成功,不少泛民主派成员都要求政府在1988年引入直接选举议席,当时被称作「八八直选」。但最后政府推出的《代议政制白皮书》,却把首次直选的时间推迟至1991年,使泛民主派颇为失望。1985年,通过《立法局(权力与特权)条例》,使立法会的权力大大提高。1991年,成员人数增至60名。

    1991年立法局第一次直接选举举行,香港首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成立。由于联票效应,使泛民主派大获全胜。立法局内非官守议员为对抗泛民主派,以免议会被控制,成立了今日自由党前身的「启联资源中心」。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首份施政报告推出政改方案,建议1995年的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中,大幅增加直选议席,又新增九个功能组别(即所谓「新九组」)。中国对此非常不满,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斥责彭定康是「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并宣布放弃「直通车」(即原来中英双方协议,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全数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中方又决定「另起炉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之下成立预备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香港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在第一届特区立法会成立前运作,以通过特区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律。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香港临时立法会,在深圳开会,以通过特区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律。

    1997年6月28日,最后一届殖民地时期立法局时任主席黄宏发宣布「本局休会,待续无期」后[1],议员全部「落车」。

    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立法局改名为立法会。

    1998年,举行首届正式立法会选举。2000年,举行第二届立法会选举。2004年,举行第三届立法会选举。依据《基本法》附件分配直选及选举委员会席次的数量。98年直选20席,00年24席,04年30席,达到所有席位的一半..

    2004年,香港为2008年立法会是否实行全面普选争论不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进行解释,指出香港要改变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选举制度,除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三份之二立法会议员同意外,还要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间接否决了2008年普选的可能。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以全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普选问题的决定》决定了香港可以于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另外可以于2020年普选立法会。

    7。八八直选

    1984年香港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研究在香港发展代议政制,其中提及到香港立法局最终会引入直接选举议席。而于1985年,香港立法局亦首次引入间接选举议席。到了1987年5月27日,香港政府发表《1987年代议政制发展检讨绿皮书》,就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作出检讨,并向市民谘询对1988年于香港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议席的意见。

    根据当时的多个民意调查,支持直选的市民约为六成至七成。同年9月底,由超过100个香港民主派人士组成的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争取八八直选集会」,逾万名市民参加。11月,香港政府公布由自行成立的民意汇集处,并委托调查机构AGB McNair Hong Kong Ltd就八八直选进行的两次民意调查。

    1988年2月10日,香港政府发表《代议政制今后的发展白皮书》,当中提及「虽然市民对在立法局加入若干直选议席此项原则,表示支持,但是在实行时间上则有歧见」。而于1988年9月22日,香港举行第二次立法局间接选举,但并没有任何直接选举议席。其后香港政府最终决定于1991年于立法局引入直接选举议席。1991年9月15日,香港终于举行首次立法局直接选举,而18名议员由地方选区选出,又被称为「九一直选」。

    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离任后的回忆录中,彭证实了港英政府当年是刻意扭曲民意,玩弄数字,原因是中英双方已达成秘密共识,若谘询结果能显示市民并不要求八八直选,则中方会把最终引入直选的承诺写入《基本法》中。

    8。新九组

    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港督之后,在当年的首份施政报告推出政改方案,内容包括改变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及取消所有在区议会的委任议席等。根据方案,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会大幅度增加直选议席,以及增加九个功能界别。

    跟以往的功能组别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新九组的选举方法。任何在1991年人口普查中报称从事其中一个行业的在职人士,都会自动成为新九组其中一组的选民,当时的选举事务委员会还选用了「在职人士多一票」作为宣传口号。因为新九组都是一人一票产生的,而选民数目高达106万,所以这九个议席变相成了直选议席。

    9。功能组别

    功能界别,俗称功能组别或功能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内,代表社会上某些职业而在特定公职选举中拥有投票权的类别。

    在现有制度下,例如从事卫生服务界、教育界及社会福利界的组别,少数选民有权以个人身份投票的之外,而其他的团体票选举模式,即从事该行业的一般僱员及从业员则并不具选民资格。因此,大部份功能界别只能代表该行业中的小部份,如通常是僱主,不能全面反映全体从事该行业的市民的意见。

    10。五区总辞

    五区总辞、或称「五区请辞」,其倡议者宣称「五区公投」、「五区起义」,是属香港泛民主派两个政党公民党、社民连联合发起的政治行动,最初由社民连于2009年7月提倡,意思是指五个香港立法会选区,即香港岛、九龙东、九龙西、新界东及新界西,每区有一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辞职,产生五个空缺席位,然后按照香港法例进行补选。在补选中,泛民以争取全民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作为选举议题,以「五区公投、全民起义」作为口号,喻义选举作为「变相公投」让市民投票。假如总票数过半并有一定投票率,即代表提出的普选议题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藉此行动,希望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造成压力,并在国际间引起广泛的关注。五位立法会议员于2010年1月26日,向立法会秘书处递交辞职信,五个选区辞职议员包括港岛区陈淑庄、九龙东梁家杰、九龙西黄毓民、新界东梁国雄、新界西陈伟业。

    11。真普选

    要求特区政府以及中央定出2017行政长官普选,以及2020年立法会普选具体方案,消除"可以"两个字带来的不确定因素.

    12。特区政府政改方案

    港府09年11月18日公布《二○一二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谘询文件》,提出「优化版」区议会方案,特点是不许委任区议员透过间选进身有份选特首的选委会,以及立法会新增的区议会功能组别内没有投票和被选权。

    新方案会进行三个月公众谘询,按建议,二○一二年的特首选委会扩大至有一千二百人,其中近一百人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立法会分别增加五个地区直选和五个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后者连同现有的一个区会议席,将全部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委任区议员无权参选或投票。

    按《基本法》规定,政改方案须经立法会三分二议员投票支持、特首同意、及人大常委会批准方能通过。

    13.泛民

    香港民主派(Hong Kong Pan-democracy camp)是香港传媒及学者等常用的词汇,泛指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选的政治及社会人物。近年更多被称作“泛民主派”(简称泛民)。

    泛民主派并无正式定义,但有一些共同诉求,一般包括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推行全面普选、注重监察政府运作、视“人权”、“平等”、“公义”、“言论自由”等为社会的重要价值。他们在其他政治或经济理念上则未必有一致的看法。

    泛民主派并非正式组织,亦无固定召集人,但在选举、议会审议一些重要议题、或组织一些大型民间运动例如游行时,泛民主派有时会进行协调。泛民主派成员有代表蓝领阶级的政治人物、也有主要服务中产阶层以及专业人员的人物。泛民主派包括多个政党、政治组织及一些独立人士

    14.建制派

    亲建制派(Pro-Establishment Camp),也称为亲北京派、亲中派(亲中共派)、传统左派、保皇党,是香港传媒及学者等常用的辞汇,泛指通常拥护或很少对香港特別行政区政府现有制度作出抨击和批评的政党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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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务司司长唐英年10年1月30日关于政改方案的讲话节录:

  就行政长官普选模式而言,人大常委会《决定》已订明,在201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时,行政长官是由所有合资格选民普选产生,因此是「一人一票」、名符其实的普选。

    至于2020年立法会的普选模式,包括如何处理功能界别,我们理解社会各界有很多不同意见,如有意见要求取消功能界别,但同时亦有意见要求保留功能界别。这是一个具争议性的问题,社会在未来还有充分时间作讨论。在落实普选时的选举模式,必须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则,这已是毋容置疑的。我们尚有相当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功能界别的方向。

    经历过2005年的原地踏步,香港发展民主政制,又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假若我们今天对推动政制发展抱悲观、怀疑及缺乏互信的态度,最终只会阻碍我们实现普选的最终目标。

  事实上,我们现在距离推进2012年政制发展,只差一步之遥。有了成功实践的经验,到将来落实全面普选达成共识的机会便会更大。

  政制发展从来都是一项复杂和极具争议性议题。社会上不同人士对政制发展和民主进程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要达成共识,走出这个政制困局,我们除了要对自己有信心,愿意妥协和懂得包容亦十分重要。  


March 31

蹊跷的爆炸和不明真相的评论



前天,与一些新闻专业的学生交流时,有学生问我,评论,是一针见血但不无偏颇的好,还是理性平稳但不痛不痒的好。老实说,我不太接受这样的二分法。
  所谓评论,首先在评,评即判断,可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至于论,则是支撑判断的演绎。价值判断不需解释,即根据某一标准判是非,而事实判断,则为是什么或将如何的判断。
  在我看,价值判断较事实判断要容易得多,首先,我怀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各种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会像中国一样如此容易做出是非判断,所以,我们看到天然就是价值判断载体的杂文,以前曾如此兴盛,即使现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再流行道德良心的有无,评论都改叫时评了,但大略观之,基本都是走价值判断的路子;其次,中国社会缺乏专门领域的评论分工,再加上中国新闻普遍的语焉不详,光靠这样的报道,要做出事实判断实在太难。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新闻评论多少是一种不明真相的评论,好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事件,即使我们只看到一半全貌,也不难做出价值判断。所以,在我看,好的评论,完全不在犀利还是含蓄的风格问题,而在是否有专业的事实判断的评论。
  譬如3月26日新疆吐鲁番发生的烟花爆炸事件,事发后,新华社和当地媒体连续报道。3月28日《乌鲁木齐在线》最新的报道题为《新疆烟花爆炸致7名警察1名记者遇难》,报道称:“截至目前已确认死亡人数为24人。而不是此前报道的25人。其中包括7名警察1名记者。事故还造成8人受伤、5人下落不明,9辆汽车损毁、1辆车受损。”
   看上去,时间(3月26日19时)、地点(吐鲁番市区至七泉湖镇以北3-4公里戈壁滩沟壑内)、事件原因(卸载欲销毁的烟花时发生意外)等诸要素皆俱,甚至报道称已排除恐怖分子所为。但爆炸事件的追踪报道却令人越看糊涂。
  我们看到自治区领导、国家安监局以及当地官员指挥善后的介绍,却始终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爆炸物发生了爆炸?现场到底有多少人?准备集中销毁的烟花是多大范围收缴来的?原定的销毁规模有多大?
  现场到底是怎样情形,我们只能靠新闻透露的数据和我们的社会常识来猜:
  导致如此巨大伤亡的爆炸,肯定集中了极大数量的爆炸物;卸载过程中发生爆炸,说明很多参与销毁的工作人员是不具备爆炸物安全常识的临时人员,所以,这是一次非常规的销毁行动;现场有6名记者,其中1名电视记者死亡,照常识,这样的报道规模,现场一定有亲自指挥销毁行动的地方重要领导;而且,爆炸物集中到一定规模才销毁,而非收缴一批销毁一批,应当是在场领导的意志。
  我们或可猜测,如果不是这种壮观的大批警察维持现场秩序、记者到场报道的集中销毁,而是常规方式收缴一批销毁一批,这种意外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伤亡——死者中甚至还有一个孩子。
  一定有人关心,指挥销毁行动的这位领导是谁?他(他们)是否与烟花一起被销毁?我想,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吧。
  ——事故大致情形基本只能猜到这里,所以,我的评论只有一句:这是个蹊跷的爆炸。如果有评论,那也是不明真相的评论。太多时候,我们的评论都是不明真相的评论,譬如陕西华南虎,那么多评论,只告诉了一半事实:老虎不是真的,而且只呼吁官方承认,另一半事实却无人知晓。

也许很多人看过,还是强力推荐一下

              《做人要学贾治邦》

作者:yangyizhqun(疑似)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支摊卖水果时,仅14岁,不过是被称作“水果阿笙”的孤儿。然而,十几年就成为了上海滩的三大闻人之一、声名显赫的流氓大亨。除了杜天赋异秉,与他找对了组织拜对了师傅有莫大的关系,拜在了“青帮”“通”字辈陈福生的帐下,并被介绍到已经成名的黄金荣的门下做跟班,这是杜月笙事业的基石,也可以说杜有一块较高的基石垫脚。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入行对卖什么不吆喝什么是营销的最高境界。杜月笙先生无师自通,他混“流氓”却不以流氓示人,而是四季长衫、文质彬彬,甚至不许他的门徒说粗话。善待手下、接好同僚、交游三教九流,杨度、章太炎、黎元洪、虞洽卿等各色大佬都成为他的座上客,杜很快就取得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地位。抗日军兴,杜倾力支持抗日则是杜月笙纯良本性的自然流露。

  贾治邦,人生伊始就找对了组织,他1946年11月出生,1962年4月加入组织,仅15岁零5个月,成为一个正式的少年共产党员。也许自古英雄出少年应验在了贾的身上,在他未满16年的青春岁月里就已经建立了丰功伟业,使得组织破格延纳少年英豪。也许是贾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大,慧眼识英才,破例吸收。总之,这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破格之举。1956年,“八大”修改的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年满18岁的才能被接受为党员”。噶帮脆的一句话,没加尾巴有破格之说。我相信官方资料的真实性,也相信贾治邦少年党员的真实性,可见,贾人生第一个老大对贾的青眼有加到了翻白眼的程度,不惜违反党章来吸收一个少先队员为正式党员。

  贾治邦在入党三年五个月后于1965年9月参加工作,任陕西省志丹县委宣传部干事,1967年3月调 陕西省延安无线电总厂,从生产科干事、宣传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的稳步攀登,就连“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未能迟滞贾攀登的步伐。至1981年6月调西安升为陕西省电子工业厅物资计划处副处长,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经济研究处副处长。1993年5月,以延安地委副书记的职位出任陕西省省委常委。一般而言,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出任省委常委比较平常,在省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的市委书记担任省委常委的也有。但地委副书记挂省委常委就稀罕了。贾治邦以地委副书记担任省委常委,已显示出相当的上升空间。1994年1月,出任陕西省副省长。正式进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这一年,贾治邦不满48岁。

  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过硬学历的放羊娃,能够走到这一步,着实不易。其间只要有一个下级捣乱、同僚排挤或上级不赏识,都会受到影响,放慢晋升的脚步。贾履险如夷,可看出贾在平衡、处理各级人事关系的过人能力。

  2002年10月,刚任代省长五个月的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拿着记者为采访所准备的工具颇有感触地说:“这是放羊的鞭子,我过去就使用过。这是放羊的铲子,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用过这东西。”“我这人出身非常低微,小时侯没上学之前,解放初,我3 、4岁,那时候一年四季都不洗脸。我父亲在外面打仗,我妈妈带着我到处躲白军,缝一个烂皮袄穿上,有鼻涕就这样一擦,没水呀”。

  贾说小时候穷应该是真的,说父亲在外面打仗,应该是告诉我们他还是有背景的。但贾的记忆肯定不准确,他1946年出生,3、4岁时就是1949年和1950年,他的家乡吴旗在1948年就已经光复,何至于要“到处躲白军”。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陕北电,人民解放军光复民主圣地延安,引起了南京反革命阵营的莫大震惊。美联社亦承认延安的放弃画出了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全盘形势的严重性,并说:“共产党所光复的地方比过去他们在陕西的根据地还要大。”过去的根据地包括了吴旗,比原来根据地大更包括了吴旗,贾治邦不会特意跑到敌占区去躲白军吧。贾尽管学历是大学,但是在担任处级干部时读的函授。

  我们学习贾治邦,有一样我们没法学,就是贾出生于陕北的身份。在中国政坛上,隐隐约约有个“陕北帮”的称谓,在当然的老大高岗饶漱石被清算后,其他大佬如刘澜涛、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等并没受到牵连。“陕北帮”中没有顶尖高手参与华山论剑,所以一流高手保存较多,显得人多势众。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一个小山村,就出了四位白姓省委书记白栋才、白如冰、白智民和白纪年。陕北帮老乡观念重,互相提携,成为中国政坛一只不可忽视的队伍。1965年,胡耀邦出任陕西省委书记,轻视了这点,被刘澜涛整得差点没把命留在西安,当年即以治病为借口被救回了北京。陕西的权利长期掌握在陕北人手里,连西安的公检法、警察、交警的权利也大多由陕北人掌握。对此,西安人颇感不平,陕南的干部也怨汉中的发展停滞是陕北干部地方观念所致。贾的升迁,从马文瑞担任省委书记开始,经过白纪年,再到安启元,仅仅十三年,就从一个地方工厂的副厂长走到了副省长的领导岗位。2002年5月,出任代省长时,贾治邦已有“陕北帮”老大的影子了。

  马文瑞、白纪年、安启元前后三位陕西省委书记均出自陕北。

  贾治邦在政治竞争中,不屑于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和落井下石。这很让他的同僚放心,其他派系干部的钦佩以及自己兄弟的敬仰。

  2002年2月17日晚,副省长巩德顺的公子巩雷,在王子饭店饮酒过量,调戏女经理遭拒后殴打女经理,被酒店保安痛打。后,邀50余人冲开警察的封锁,冲进酒店进行报复,造成王子酒店保安一死三伤。3月至5月,西安又发生宝马彩票案。6月初,黄陵发生重大矿难,十几名矿工殒命于不测。6月下旬,《南方周末》曝光陕西在高考中间惊现批发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恶劣事件。这一系列的案情,都牵到了巩副省长。他分管煤矿,在体育界是有名的巩爷,打死人的是他儿子。当时还是副省长的贾治邦,对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没有穷追猛打落井下石,而是共同协商,将打死人的舆论控制住,成功的使巩公子脱身。担任省长后,对巩副省长优抚有加,使巩副省长顺利退休、安享晚年。在对待巩副省长的态度上,贾很让山东籍的干部们口服心服,也向所有的省部级干部展示了贾为人处世的风采。

  对待来自不同派系的竞争对手尚且如此,更遑论自己的手下了。庞家钰非“陕北帮”班底,他也来自山东。1998年“宝鸡第一案”曝光时,庞家钰非但未出事,反而由市长升为市委书记。据称在2002年,陕西省纪委曾对冯家山饮水工程涉嫌腐败一案进行过调查,但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庞家钰随后又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官至副省级。直至2003年庞家钰上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举报信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中纪委多次秘密赴兰州和宝鸡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开始调查庞家钰案件。已是贾离开了陕西。对庞家钰一案,经过了九年举报,而这九年贯穿了贾的副省长、代省长和省长的整个升迁过程。这让所有做小弟的叹服贾老大的心胸。

  2006年1月5日,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完成了第616次举报:两年前渭河发生水灾,国家发改委就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这笔钱真正到灾民手上的却只有50万元。在此期间,华阴市委政府办公大楼迅速建成。挪用救灾款发生在贾任省长其间,举报时,贾正好担任民政部副部长,2005年11月改任林业局局长,所以2006年1月5日的举报才终于生效。从时间上看,如果贾不调职,怕616次举报还远远不够。贾对手下小弟的照顾,怎么可能不会得到小弟们的死心塌地。

  贾治邦2004年进京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看则象是得到重用,实则不然。一任省长没当完,中途调职很少见,以正部级的级别担任副部长的职务更少,有例可查的只有云南的某位进京担任审计署的副职。应该是在陕北石油利益上与省委书记李建国产生了矛盾而被搬走的一块石头。李建国偏重于中石油的“国家利益”,贾争取陕北的地方利益。不管对错,为官一任、造福家乡贯穿贾为官的始终,担任省长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即实时推出了他的老家“吴旗”,不失时机地推介吴旗的水果。在陕北石油的分歧,也是源于为陕北争到最大的利益。贾治邦离陕,在很多人看来是贾的政治生命到头了,谁知,咸鱼翻身,仅一年,贾就出任林业局局长。以正部级级别屡正部长职务。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平时宽于待人有莫大的关系,使得各个山头都能接纳他,因为他是安全的。

  “华南虎”一事,直接责任人是陕西林业厅,陕西林业厅长张社年,在延安时就是贾的小弟。贾岂有不帮小弟一把之理。对照片中老虎的真假,林业局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不在照片上纠缠,而是派出专家,寄希望于尽快找到“华南虎”存在的蛛丝马迹,以便在照片上脱身,尽快进入如何保护的程序。对汹汹舆情、行政复议,采取兵来将不挡,水来任其淹的策略,让时间来洗涤一切。

  一个老大,能做到如此,颇有古风。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他,特别是老大们更该学习他。


蹊跷的爆炸和不明真相的评论



前天,与一些新闻专业的学生交流时,有学生问我,评论,是一针见血但不无偏颇的好,还是理性平稳但不痛不痒的好。老实说,我不太接受这样的二分法。
  所谓评论,首先在评,评即判断,可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至于论,则是支撑判断的演绎。价值判断不需解释,即根据某一标准判是非,而事实判断,则为是什么或将如何的判断。
  在我看,价值判断较事实判断要容易得多,首先,我怀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各种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会像中国一样如此容易做出是非判断,所以,我们看到天然就是价值判断载体的杂文,以前曾如此兴盛,即使现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再流行道德良心的有无,评论都改叫时评了,但大略观之,基本都是走价值判断的路子;其次,中国社会缺乏专门领域的评论分工,再加上中国新闻普遍的语焉不详,光靠这样的报道,要做出事实判断实在太难。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新闻评论多少是一种不明真相的评论,好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事件,即使我们只看到一半全貌,也不难做出价值判断。所以,在我看,好的评论,完全不在犀利还是含蓄的风格问题,而在是否有专业的事实判断的评论。
  譬如3月26日新疆吐鲁番发生的烟花爆炸事件,事发后,新华社和当地媒体连续报道。3月28日《乌鲁木齐在线》最新的报道题为《新疆烟花爆炸致7名警察1名记者遇难》,报道称:“截至目前已确认死亡人数为24人。而不是此前报道的25人。其中包括7名警察1名记者。事故还造成8人受伤、5人下落不明,9辆汽车损毁、1辆车受损。”
   看上去,时间(3月26日19时)、地点(吐鲁番市区至七泉湖镇以北3-4公里戈壁滩沟壑内)、事件原因(卸载欲销毁的烟花时发生意外)等诸要素皆俱,甚至报道称已排除恐怖分子所为。但爆炸事件的追踪报道却令人越看糊涂。
  我们看到自治区领导、国家安监局以及当地官员指挥善后的介绍,却始终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爆炸物发生了爆炸?现场到底有多少人?准备集中销毁的烟花是多大范围收缴来的?原定的销毁规模有多大?
  现场到底是怎样情形,我们只能靠新闻透露的数据和我们的社会常识来猜:
  导致如此巨大伤亡的爆炸,肯定集中了极大数量的爆炸物;卸载过程中发生爆炸,说明很多参与销毁的工作人员是不具备爆炸物安全常识的临时人员,所以,这是一次非常规的销毁行动;现场有6名记者,其中1名电视记者死亡,照常识,这样的报道规模,现场一定有亲自指挥销毁行动的地方重要领导;而且,爆炸物集中到一定规模才销毁,而非收缴一批销毁一批,应当是在场领导的意志。
  我们或可猜测,如果不是这种壮观的大批警察维持现场秩序、记者到场报道的集中销毁,而是常规方式收缴一批销毁一批,这种意外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伤亡——死者中甚至还有一个孩子。
  一定有人关心,指挥销毁行动的这位领导是谁?他(他们)是否与烟花一起被销毁?我想,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吧。
  ——事故大致情形基本只能猜到这里,所以,我的评论只有一句:这是个蹊跷的爆炸。如果有评论,那也是不明真相的评论。太多时候,我们的评论都是不明真相的评论,譬如陕西华南虎,那么多评论,只告诉了一半事实:老虎不是真的,而且只呼吁官方承认,另一半事实却无人知晓。

也许很多人看过,还是强力推荐一下

              《做人要学贾治邦》

作者:yangyizhqun(疑似)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支摊卖水果时,仅14岁,不过是被称作“水果阿笙”的孤儿。然而,十几年就成为了上海滩的三大闻人之一、声名显赫的流氓大亨。除了杜天赋异秉,与他找对了组织拜对了师傅有莫大的关系,拜在了“青帮”“通”字辈陈福生的帐下,并被介绍到已经成名的黄金荣的门下做跟班,这是杜月笙事业的基石,也可以说杜有一块较高的基石垫脚。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入行对卖什么不吆喝什么是营销的最高境界。杜月笙先生无师自通,他混“流氓”却不以流氓示人,而是四季长衫、文质彬彬,甚至不许他的门徒说粗话。善待手下、接好同僚、交游三教九流,杨度、章太炎、黎元洪、虞洽卿等各色大佬都成为他的座上客,杜很快就取得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地位。抗日军兴,杜倾力支持抗日则是杜月笙纯良本性的自然流露。

  贾治邦,人生伊始就找对了组织,他1946年11月出生,1962年4月加入组织,仅15岁零5个月,成为一个正式的少年共产党员。也许自古英雄出少年应验在了贾的身上,在他未满16年的青春岁月里就已经建立了丰功伟业,使得组织破格延纳少年英豪。也许是贾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大,慧眼识英才,破例吸收。总之,这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破格之举。1956年,“八大”修改的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年满18岁的才能被接受为党员”。噶帮脆的一句话,没加尾巴有破格之说。我相信官方资料的真实性,也相信贾治邦少年党员的真实性,可见,贾人生第一个老大对贾的青眼有加到了翻白眼的程度,不惜违反党章来吸收一个少先队员为正式党员。

  贾治邦在入党三年五个月后于1965年9月参加工作,任陕西省志丹县委宣传部干事,1967年3月调 陕西省延安无线电总厂,从生产科干事、宣传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的稳步攀登,就连“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未能迟滞贾攀登的步伐。至1981年6月调西安升为陕西省电子工业厅物资计划处副处长,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经济研究处副处长。1993年5月,以延安地委副书记的职位出任陕西省省委常委。一般而言,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出任省委常委比较平常,在省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的市委书记担任省委常委的也有。但地委副书记挂省委常委就稀罕了。贾治邦以地委副书记担任省委常委,已显示出相当的上升空间。1994年1月,出任陕西省副省长。正式进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这一年,贾治邦不满48岁。

  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过硬学历的放羊娃,能够走到这一步,着实不易。其间只要有一个下级捣乱、同僚排挤或上级不赏识,都会受到影响,放慢晋升的脚步。贾履险如夷,可看出贾在平衡、处理各级人事关系的过人能力。

  2002年10月,刚任代省长五个月的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拿着记者为采访所准备的工具颇有感触地说:“这是放羊的鞭子,我过去就使用过。这是放羊的铲子,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用过这东西。”“我这人出身非常低微,小时侯没上学之前,解放初,我3 、4岁,那时候一年四季都不洗脸。我父亲在外面打仗,我妈妈带着我到处躲白军,缝一个烂皮袄穿上,有鼻涕就这样一擦,没水呀”。

  贾说小时候穷应该是真的,说父亲在外面打仗,应该是告诉我们他还是有背景的。但贾的记忆肯定不准确,他1946年出生,3、4岁时就是1949年和1950年,他的家乡吴旗在1948年就已经光复,何至于要“到处躲白军”。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陕北电,人民解放军光复民主圣地延安,引起了南京反革命阵营的莫大震惊。美联社亦承认延安的放弃画出了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全盘形势的严重性,并说:“共产党所光复的地方比过去他们在陕西的根据地还要大。”过去的根据地包括了吴旗,比原来根据地大更包括了吴旗,贾治邦不会特意跑到敌占区去躲白军吧。贾尽管学历是大学,但是在担任处级干部时读的函授。

  我们学习贾治邦,有一样我们没法学,就是贾出生于陕北的身份。在中国政坛上,隐隐约约有个“陕北帮”的称谓,在当然的老大高岗饶漱石被清算后,其他大佬如刘澜涛、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等并没受到牵连。“陕北帮”中没有顶尖高手参与华山论剑,所以一流高手保存较多,显得人多势众。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一个小山村,就出了四位白姓省委书记白栋才、白如冰、白智民和白纪年。陕北帮老乡观念重,互相提携,成为中国政坛一只不可忽视的队伍。1965年,胡耀邦出任陕西省委书记,轻视了这点,被刘澜涛整得差点没把命留在西安,当年即以治病为借口被救回了北京。陕西的权利长期掌握在陕北人手里,连西安的公检法、警察、交警的权利也大多由陕北人掌握。对此,西安人颇感不平,陕南的干部也怨汉中的发展停滞是陕北干部地方观念所致。贾的升迁,从马文瑞担任省委书记开始,经过白纪年,再到安启元,仅仅十三年,就从一个地方工厂的副厂长走到了副省长的领导岗位。2002年5月,出任代省长时,贾治邦已有“陕北帮”老大的影子了。

  马文瑞、白纪年、安启元前后三位陕西省委书记均出自陕北。

  贾治邦在政治竞争中,不屑于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和落井下石。这很让他的同僚放心,其他派系干部的钦佩以及自己兄弟的敬仰。

  2002年2月17日晚,副省长巩德顺的公子巩雷,在王子饭店饮酒过量,调戏女经理遭拒后殴打女经理,被酒店保安痛打。后,邀50余人冲开警察的封锁,冲进酒店进行报复,造成王子酒店保安一死三伤。3月至5月,西安又发生宝马彩票案。6月初,黄陵发生重大矿难,十几名矿工殒命于不测。6月下旬,《南方周末》曝光陕西在高考中间惊现批发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恶劣事件。这一系列的案情,都牵到了巩副省长。他分管煤矿,在体育界是有名的巩爷,打死人的是他儿子。当时还是副省长的贾治邦,对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没有穷追猛打落井下石,而是共同协商,将打死人的舆论控制住,成功的使巩公子脱身。担任省长后,对巩副省长优抚有加,使巩副省长顺利退休、安享晚年。在对待巩副省长的态度上,贾很让山东籍的干部们口服心服,也向所有的省部级干部展示了贾为人处世的风采。

  对待来自不同派系的竞争对手尚且如此,更遑论自己的手下了。庞家钰非“陕北帮”班底,他也来自山东。1998年“宝鸡第一案”曝光时,庞家钰非但未出事,反而由市长升为市委书记。据称在2002年,陕西省纪委曾对冯家山饮水工程涉嫌腐败一案进行过调查,但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庞家钰随后又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官至副省级。直至2003年庞家钰上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举报信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中纪委多次秘密赴兰州和宝鸡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开始调查庞家钰案件。已是贾离开了陕西。对庞家钰一案,经过了九年举报,而这九年贯穿了贾的副省长、代省长和省长的整个升迁过程。这让所有做小弟的叹服贾老大的心胸。

  2006年1月5日,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完成了第616次举报:两年前渭河发生水灾,国家发改委就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这笔钱真正到灾民手上的却只有50万元。在此期间,华阴市委政府办公大楼迅速建成。挪用救灾款发生在贾任省长其间,举报时,贾正好担任民政部副部长,2005年11月改任林业局局长,所以2006年1月5日的举报才终于生效。从时间上看,如果贾不调职,怕616次举报还远远不够。贾对手下小弟的照顾,怎么可能不会得到小弟们的死心塌地。

  贾治邦2004年进京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看则象是得到重用,实则不然。一任省长没当完,中途调职很少见,以正部级的级别担任副部长的职务更少,有例可查的只有云南的某位进京担任审计署的副职。应该是在陕北石油利益上与省委书记李建国产生了矛盾而被搬走的一块石头。李建国偏重于中石油的“国家利益”,贾争取陕北的地方利益。不管对错,为官一任、造福家乡贯穿贾为官的始终,担任省长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即实时推出了他的老家“吴旗”,不失时机地推介吴旗的水果。在陕北石油的分歧,也是源于为陕北争到最大的利益。贾治邦离陕,在很多人看来是贾的政治生命到头了,谁知,咸鱼翻身,仅一年,贾就出任林业局局长。以正部级级别屡正部长职务。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平时宽于待人有莫大的关系,使得各个山头都能接纳他,因为他是安全的。

  “华南虎”一事,直接责任人是陕西林业厅,陕西林业厅长张社年,在延安时就是贾的小弟。贾岂有不帮小弟一把之理。对照片中老虎的真假,林业局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不在照片上纠缠,而是派出专家,寄希望于尽快找到“华南虎”存在的蛛丝马迹,以便在照片上脱身,尽快进入如何保护的程序。对汹汹舆情、行政复议,采取兵来将不挡,水来任其淹的策略,让时间来洗涤一切。

  一个老大,能做到如此,颇有古风。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他,特别是老大们更该学习他。


蹊跷的爆炸和不明真相的评论



前天,与一些新闻专业的学生交流时,有学生问我,评论,是一针见血但不无偏颇的好,还是理性平稳但不痛不痒的好。老实说,我不太接受这样的二分法。
  所谓评论,首先在评,评即判断,可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至于论,则是支撑判断的演绎。价值判断不需解释,即根据某一标准判是非,而事实判断,则为是什么或将如何的判断。
  在我看,价值判断较事实判断要容易得多,首先,我怀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各种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会像中国一样如此容易做出是非判断,所以,我们看到天然就是价值判断载体的杂文,以前曾如此兴盛,即使现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再流行道德良心的有无,评论都改叫时评了,但大略观之,基本都是走价值判断的路子;其次,中国社会缺乏专门领域的评论分工,再加上中国新闻普遍的语焉不详,光靠这样的报道,要做出事实判断实在太难。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新闻评论多少是一种不明真相的评论,好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事件,即使我们只看到一半全貌,也不难做出价值判断。所以,在我看,好的评论,完全不在犀利还是含蓄的风格问题,而在是否有专业的事实判断的评论。
  譬如3月26日新疆吐鲁番发生的烟花爆炸事件,事发后,新华社和当地媒体连续报道。3月28日《乌鲁木齐在线》最新的报道题为《新疆烟花爆炸致7名警察1名记者遇难》,报道称:“截至目前已确认死亡人数为24人。而不是此前报道的25人。其中包括7名警察1名记者。事故还造成8人受伤、5人下落不明,9辆汽车损毁、1辆车受损。”
   看上去,时间(3月26日19时)、地点(吐鲁番市区至七泉湖镇以北3-4公里戈壁滩沟壑内)、事件原因(卸载欲销毁的烟花时发生意外)等诸要素皆俱,甚至报道称已排除恐怖分子所为。但爆炸事件的追踪报道却令人越看糊涂。
  我们看到自治区领导、国家安监局以及当地官员指挥善后的介绍,却始终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爆炸物发生了爆炸?现场到底有多少人?准备集中销毁的烟花是多大范围收缴来的?原定的销毁规模有多大?
  现场到底是怎样情形,我们只能靠新闻透露的数据和我们的社会常识来猜:
  导致如此巨大伤亡的爆炸,肯定集中了极大数量的爆炸物;卸载过程中发生爆炸,说明很多参与销毁的工作人员是不具备爆炸物安全常识的临时人员,所以,这是一次非常规的销毁行动;现场有6名记者,其中1名电视记者死亡,照常识,这样的报道规模,现场一定有亲自指挥销毁行动的地方重要领导;而且,爆炸物集中到一定规模才销毁,而非收缴一批销毁一批,应当是在场领导的意志。
  我们或可猜测,如果不是这种壮观的大批警察维持现场秩序、记者到场报道的集中销毁,而是常规方式收缴一批销毁一批,这种意外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伤亡——死者中甚至还有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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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大致情形基本只能猜到这里,所以,我的评论只有一句:这是个蹊跷的爆炸。如果有评论,那也是不明真相的评论。太多时候,我们的评论都是不明真相的评论,譬如陕西华南虎,那么多评论,只告诉了一半事实:老虎不是真的,而且只呼吁官方承认,另一半事实却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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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angyizhqun(疑似)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支摊卖水果时,仅14岁,不过是被称作“水果阿笙”的孤儿。然而,十几年就成为了上海滩的三大闻人之一、声名显赫的流氓大亨。除了杜天赋异秉,与他找对了组织拜对了师傅有莫大的关系,拜在了“青帮”“通”字辈陈福生的帐下,并被介绍到已经成名的黄金荣的门下做跟班,这是杜月笙事业的基石,也可以说杜有一块较高的基石垫脚。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入行对卖什么不吆喝什么是营销的最高境界。杜月笙先生无师自通,他混“流氓”却不以流氓示人,而是四季长衫、文质彬彬,甚至不许他的门徒说粗话。善待手下、接好同僚、交游三教九流,杨度、章太炎、黎元洪、虞洽卿等各色大佬都成为他的座上客,杜很快就取得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地位。抗日军兴,杜倾力支持抗日则是杜月笙纯良本性的自然流露。

  贾治邦,人生伊始就找对了组织,他1946年11月出生,1962年4月加入组织,仅15岁零5个月,成为一个正式的少年共产党员。也许自古英雄出少年应验在了贾的身上,在他未满16年的青春岁月里就已经建立了丰功伟业,使得组织破格延纳少年英豪。也许是贾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大,慧眼识英才,破例吸收。总之,这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破格之举。1956年,“八大”修改的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年满18岁的才能被接受为党员”。噶帮脆的一句话,没加尾巴有破格之说。我相信官方资料的真实性,也相信贾治邦少年党员的真实性,可见,贾人生第一个老大对贾的青眼有加到了翻白眼的程度,不惜违反党章来吸收一个少先队员为正式党员。

  贾治邦在入党三年五个月后于1965年9月参加工作,任陕西省志丹县委宣传部干事,1967年3月调 陕西省延安无线电总厂,从生产科干事、宣传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的稳步攀登,就连“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未能迟滞贾攀登的步伐。至1981年6月调西安升为陕西省电子工业厅物资计划处副处长,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经济研究处副处长。1993年5月,以延安地委副书记的职位出任陕西省省委常委。一般而言,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出任省委常委比较平常,在省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的市委书记担任省委常委的也有。但地委副书记挂省委常委就稀罕了。贾治邦以地委副书记担任省委常委,已显示出相当的上升空间。1994年1月,出任陕西省副省长。正式进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这一年,贾治邦不满48岁。

  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过硬学历的放羊娃,能够走到这一步,着实不易。其间只要有一个下级捣乱、同僚排挤或上级不赏识,都会受到影响,放慢晋升的脚步。贾履险如夷,可看出贾在平衡、处理各级人事关系的过人能力。

  2002年10月,刚任代省长五个月的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拿着记者为采访所准备的工具颇有感触地说:“这是放羊的鞭子,我过去就使用过。这是放羊的铲子,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用过这东西。”“我这人出身非常低微,小时侯没上学之前,解放初,我3 、4岁,那时候一年四季都不洗脸。我父亲在外面打仗,我妈妈带着我到处躲白军,缝一个烂皮袄穿上,有鼻涕就这样一擦,没水呀”。

  贾说小时候穷应该是真的,说父亲在外面打仗,应该是告诉我们他还是有背景的。但贾的记忆肯定不准确,他1946年出生,3、4岁时就是1949年和1950年,他的家乡吴旗在1948年就已经光复,何至于要“到处躲白军”。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陕北电,人民解放军光复民主圣地延安,引起了南京反革命阵营的莫大震惊。美联社亦承认延安的放弃画出了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全盘形势的严重性,并说:“共产党所光复的地方比过去他们在陕西的根据地还要大。”过去的根据地包括了吴旗,比原来根据地大更包括了吴旗,贾治邦不会特意跑到敌占区去躲白军吧。贾尽管学历是大学,但是在担任处级干部时读的函授。

  我们学习贾治邦,有一样我们没法学,就是贾出生于陕北的身份。在中国政坛上,隐隐约约有个“陕北帮”的称谓,在当然的老大高岗饶漱石被清算后,其他大佬如刘澜涛、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等并没受到牵连。“陕北帮”中没有顶尖高手参与华山论剑,所以一流高手保存较多,显得人多势众。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一个小山村,就出了四位白姓省委书记白栋才、白如冰、白智民和白纪年。陕北帮老乡观念重,互相提携,成为中国政坛一只不可忽视的队伍。1965年,胡耀邦出任陕西省委书记,轻视了这点,被刘澜涛整得差点没把命留在西安,当年即以治病为借口被救回了北京。陕西的权利长期掌握在陕北人手里,连西安的公检法、警察、交警的权利也大多由陕北人掌握。对此,西安人颇感不平,陕南的干部也怨汉中的发展停滞是陕北干部地方观念所致。贾的升迁,从马文瑞担任省委书记开始,经过白纪年,再到安启元,仅仅十三年,就从一个地方工厂的副厂长走到了副省长的领导岗位。2002年5月,出任代省长时,贾治邦已有“陕北帮”老大的影子了。

  马文瑞、白纪年、安启元前后三位陕西省委书记均出自陕北。

  贾治邦在政治竞争中,不屑于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和落井下石。这很让他的同僚放心,其他派系干部的钦佩以及自己兄弟的敬仰。

  2002年2月17日晚,副省长巩德顺的公子巩雷,在王子饭店饮酒过量,调戏女经理遭拒后殴打女经理,被酒店保安痛打。后,邀50余人冲开警察的封锁,冲进酒店进行报复,造成王子酒店保安一死三伤。3月至5月,西安又发生宝马彩票案。6月初,黄陵发生重大矿难,十几名矿工殒命于不测。6月下旬,《南方周末》曝光陕西在高考中间惊现批发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恶劣事件。这一系列的案情,都牵到了巩副省长。他分管煤矿,在体育界是有名的巩爷,打死人的是他儿子。当时还是副省长的贾治邦,对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没有穷追猛打落井下石,而是共同协商,将打死人的舆论控制住,成功的使巩公子脱身。担任省长后,对巩副省长优抚有加,使巩副省长顺利退休、安享晚年。在对待巩副省长的态度上,贾很让山东籍的干部们口服心服,也向所有的省部级干部展示了贾为人处世的风采。

  对待来自不同派系的竞争对手尚且如此,更遑论自己的手下了。庞家钰非“陕北帮”班底,他也来自山东。1998年“宝鸡第一案”曝光时,庞家钰非但未出事,反而由市长升为市委书记。据称在2002年,陕西省纪委曾对冯家山饮水工程涉嫌腐败一案进行过调查,但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庞家钰随后又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官至副省级。直至2003年庞家钰上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举报信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中纪委多次秘密赴兰州和宝鸡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开始调查庞家钰案件。已是贾离开了陕西。对庞家钰一案,经过了九年举报,而这九年贯穿了贾的副省长、代省长和省长的整个升迁过程。这让所有做小弟的叹服贾老大的心胸。

  2006年1月5日,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完成了第616次举报:两年前渭河发生水灾,国家发改委就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这笔钱真正到灾民手上的却只有50万元。在此期间,华阴市委政府办公大楼迅速建成。挪用救灾款发生在贾任省长其间,举报时,贾正好担任民政部副部长,2005年11月改任林业局局长,所以2006年1月5日的举报才终于生效。从时间上看,如果贾不调职,怕616次举报还远远不够。贾对手下小弟的照顾,怎么可能不会得到小弟们的死心塌地。

  贾治邦2004年进京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看则象是得到重用,实则不然。一任省长没当完,中途调职很少见,以正部级的级别担任副部长的职务更少,有例可查的只有云南的某位进京担任审计署的副职。应该是在陕北石油利益上与省委书记李建国产生了矛盾而被搬走的一块石头。李建国偏重于中石油的“国家利益”,贾争取陕北的地方利益。不管对错,为官一任、造福家乡贯穿贾为官的始终,担任省长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即实时推出了他的老家“吴旗”,不失时机地推介吴旗的水果。在陕北石油的分歧,也是源于为陕北争到最大的利益。贾治邦离陕,在很多人看来是贾的政治生命到头了,谁知,咸鱼翻身,仅一年,贾就出任林业局局长。以正部级级别屡正部长职务。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平时宽于待人有莫大的关系,使得各个山头都能接纳他,因为他是安全的。

  “华南虎”一事,直接责任人是陕西林业厅,陕西林业厅长张社年,在延安时就是贾的小弟。贾岂有不帮小弟一把之理。对照片中老虎的真假,林业局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不在照片上纠缠,而是派出专家,寄希望于尽快找到“华南虎”存在的蛛丝马迹,以便在照片上脱身,尽快进入如何保护的程序。对汹汹舆情、行政复议,采取兵来将不挡,水来任其淹的策略,让时间来洗涤一切。

  一个老大,能做到如此,颇有古风。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他,特别是老大们更该学习他。


蹊跷的爆炸和不明真相的评论



前天,与一些新闻专业的学生交流时,有学生问我,评论,是一针见血但不无偏颇的好,还是理性平稳但不痛不痒的好。老实说,我不太接受这样的二分法。
  所谓评论,首先在评,评即判断,可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至于论,则是支撑判断的演绎。价值判断不需解释,即根据某一标准判是非,而事实判断,则为是什么或将如何的判断。
  在我看,价值判断较事实判断要容易得多,首先,我怀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各种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会像中国一样如此容易做出是非判断,所以,我们看到天然就是价值判断载体的杂文,以前曾如此兴盛,即使现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再流行道德良心的有无,评论都改叫时评了,但大略观之,基本都是走价值判断的路子;其次,中国社会缺乏专门领域的评论分工,再加上中国新闻普遍的语焉不详,光靠这样的报道,要做出事实判断实在太难。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新闻评论多少是一种不明真相的评论,好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事件,即使我们只看到一半全貌,也不难做出价值判断。所以,在我看,好的评论,完全不在犀利还是含蓄的风格问题,而在是否有专业的事实判断的评论。
  譬如3月26日新疆吐鲁番发生的烟花爆炸事件,事发后,新华社和当地媒体连续报道。3月28日《乌鲁木齐在线》最新的报道题为《新疆烟花爆炸致7名警察1名记者遇难》,报道称:“截至目前已确认死亡人数为24人。而不是此前报道的25人。其中包括7名警察1名记者。事故还造成8人受伤、5人下落不明,9辆汽车损毁、1辆车受损。”
   看上去,时间(3月26日19时)、地点(吐鲁番市区至七泉湖镇以北3-4公里戈壁滩沟壑内)、事件原因(卸载欲销毁的烟花时发生意外)等诸要素皆俱,甚至报道称已排除恐怖分子所为。但爆炸事件的追踪报道却令人越看糊涂。
  我们看到自治区领导、国家安监局以及当地官员指挥善后的介绍,却始终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爆炸物发生了爆炸?现场到底有多少人?准备集中销毁的烟花是多大范围收缴来的?原定的销毁规模有多大?
  现场到底是怎样情形,我们只能靠新闻透露的数据和我们的社会常识来猜:
  导致如此巨大伤亡的爆炸,肯定集中了极大数量的爆炸物;卸载过程中发生爆炸,说明很多参与销毁的工作人员是不具备爆炸物安全常识的临时人员,所以,这是一次非常规的销毁行动;现场有6名记者,其中1名电视记者死亡,照常识,这样的报道规模,现场一定有亲自指挥销毁行动的地方重要领导;而且,爆炸物集中到一定规模才销毁,而非收缴一批销毁一批,应当是在场领导的意志。
  我们或可猜测,如果不是这种壮观的大批警察维持现场秩序、记者到场报道的集中销毁,而是常规方式收缴一批销毁一批,这种意外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伤亡——死者中甚至还有一个孩子。
  一定有人关心,指挥销毁行动的这位领导是谁?他(他们)是否与烟花一起被销毁?我想,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吧。
  ——事故大致情形基本只能猜到这里,所以,我的评论只有一句:这是个蹊跷的爆炸。如果有评论,那也是不明真相的评论。太多时候,我们的评论都是不明真相的评论,譬如陕西华南虎,那么多评论,只告诉了一半事实:老虎不是真的,而且只呼吁官方承认,另一半事实却无人知晓。

也许很多人看过,还是强力推荐一下

              《做人要学贾治邦》

作者:yangyizhqun(疑似)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支摊卖水果时,仅14岁,不过是被称作“水果阿笙”的孤儿。然而,十几年就成为了上海滩的三大闻人之一、声名显赫的流氓大亨。除了杜天赋异秉,与他找对了组织拜对了师傅有莫大的关系,拜在了“青帮”“通”字辈陈福生的帐下,并被介绍到已经成名的黄金荣的门下做跟班,这是杜月笙事业的基石,也可以说杜有一块较高的基石垫脚。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入行对卖什么不吆喝什么是营销的最高境界。杜月笙先生无师自通,他混“流氓”却不以流氓示人,而是四季长衫、文质彬彬,甚至不许他的门徒说粗话。善待手下、接好同僚、交游三教九流,杨度、章太炎、黎元洪、虞洽卿等各色大佬都成为他的座上客,杜很快就取得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地位。抗日军兴,杜倾力支持抗日则是杜月笙纯良本性的自然流露。

  贾治邦,人生伊始就找对了组织,他1946年11月出生,1962年4月加入组织,仅15岁零5个月,成为一个正式的少年共产党员。也许自古英雄出少年应验在了贾的身上,在他未满16年的青春岁月里就已经建立了丰功伟业,使得组织破格延纳少年英豪。也许是贾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大,慧眼识英才,破例吸收。总之,这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破格之举。1956年,“八大”修改的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年满18岁的才能被接受为党员”。噶帮脆的一句话,没加尾巴有破格之说。我相信官方资料的真实性,也相信贾治邦少年党员的真实性,可见,贾人生第一个老大对贾的青眼有加到了翻白眼的程度,不惜违反党章来吸收一个少先队员为正式党员。

  贾治邦在入党三年五个月后于1965年9月参加工作,任陕西省志丹县委宣传部干事,1967年3月调 陕西省延安无线电总厂,从生产科干事、宣传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的稳步攀登,就连“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未能迟滞贾攀登的步伐。至1981年6月调西安升为陕西省电子工业厅物资计划处副处长,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经济研究处副处长。1993年5月,以延安地委副书记的职位出任陕西省省委常委。一般而言,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出任省委常委比较平常,在省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的市委书记担任省委常委的也有。但地委副书记挂省委常委就稀罕了。贾治邦以地委副书记担任省委常委,已显示出相当的上升空间。1994年1月,出任陕西省副省长。正式进入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这一年,贾治邦不满48岁。

  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过硬学历的放羊娃,能够走到这一步,着实不易。其间只要有一个下级捣乱、同僚排挤或上级不赏识,都会受到影响,放慢晋升的脚步。贾履险如夷,可看出贾在平衡、处理各级人事关系的过人能力。

  2002年10月,刚任代省长五个月的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拿着记者为采访所准备的工具颇有感触地说:“这是放羊的鞭子,我过去就使用过。这是放羊的铲子,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用过这东西。”“我这人出身非常低微,小时侯没上学之前,解放初,我3 、4岁,那时候一年四季都不洗脸。我父亲在外面打仗,我妈妈带着我到处躲白军,缝一个烂皮袄穿上,有鼻涕就这样一擦,没水呀”。

  贾说小时候穷应该是真的,说父亲在外面打仗,应该是告诉我们他还是有背景的。但贾的记忆肯定不准确,他1946年出生,3、4岁时就是1949年和1950年,他的家乡吴旗在1948年就已经光复,何至于要“到处躲白军”。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陕北电,人民解放军光复民主圣地延安,引起了南京反革命阵营的莫大震惊。美联社亦承认延安的放弃画出了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全盘形势的严重性,并说:“共产党所光复的地方比过去他们在陕西的根据地还要大。”过去的根据地包括了吴旗,比原来根据地大更包括了吴旗,贾治邦不会特意跑到敌占区去躲白军吧。贾尽管学历是大学,但是在担任处级干部时读的函授。

  我们学习贾治邦,有一样我们没法学,就是贾出生于陕北的身份。在中国政坛上,隐隐约约有个“陕北帮”的称谓,在当然的老大高岗饶漱石被清算后,其他大佬如刘澜涛、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等并没受到牵连。“陕北帮”中没有顶尖高手参与华山论剑,所以一流高手保存较多,显得人多势众。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一个小山村,就出了四位白姓省委书记白栋才、白如冰、白智民和白纪年。陕北帮老乡观念重,互相提携,成为中国政坛一只不可忽视的队伍。1965年,胡耀邦出任陕西省委书记,轻视了这点,被刘澜涛整得差点没把命留在西安,当年即以治病为借口被救回了北京。陕西的权利长期掌握在陕北人手里,连西安的公检法、警察、交警的权利也大多由陕北人掌握。对此,西安人颇感不平,陕南的干部也怨汉中的发展停滞是陕北干部地方观念所致。贾的升迁,从马文瑞担任省委书记开始,经过白纪年,再到安启元,仅仅十三年,就从一个地方工厂的副厂长走到了副省长的领导岗位。2002年5月,出任代省长时,贾治邦已有“陕北帮”老大的影子了。

  马文瑞、白纪年、安启元前后三位陕西省委书记均出自陕北。

  贾治邦在政治竞争中,不屑于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和落井下石。这很让他的同僚放心,其他派系干部的钦佩以及自己兄弟的敬仰。

  2002年2月17日晚,副省长巩德顺的公子巩雷,在王子饭店饮酒过量,调戏女经理遭拒后殴打女经理,被酒店保安痛打。后,邀50余人冲开警察的封锁,冲进酒店进行报复,造成王子酒店保安一死三伤。3月至5月,西安又发生宝马彩票案。6月初,黄陵发生重大矿难,十几名矿工殒命于不测。6月下旬,《南方周末》曝光陕西在高考中间惊现批发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恶劣事件。这一系列的案情,都牵到了巩副省长。他分管煤矿,在体育界是有名的巩爷,打死人的是他儿子。当时还是副省长的贾治邦,对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没有穷追猛打落井下石,而是共同协商,将打死人的舆论控制住,成功的使巩公子脱身。担任省长后,对巩副省长优抚有加,使巩副省长顺利退休、安享晚年。在对待巩副省长的态度上,贾很让山东籍的干部们口服心服,也向所有的省部级干部展示了贾为人处世的风采。

  对待来自不同派系的竞争对手尚且如此,更遑论自己的手下了。庞家钰非“陕北帮”班底,他也来自山东。1998年“宝鸡第一案”曝光时,庞家钰非但未出事,反而由市长升为市委书记。据称在2002年,陕西省纪委曾对冯家山饮水工程涉嫌腐败一案进行过调查,但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庞家钰随后又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官至副省级。直至2003年庞家钰上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举报信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中纪委多次秘密赴兰州和宝鸡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开始调查庞家钰案件。已是贾离开了陕西。对庞家钰一案,经过了九年举报,而这九年贯穿了贾的副省长、代省长和省长的整个升迁过程。这让所有做小弟的叹服贾老大的心胸。

  2006年1月5日,陕西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完成了第616次举报:两年前渭河发生水灾,国家发改委就拨出救灾款5906万元,这笔钱真正到灾民手上的却只有50万元。在此期间,华阴市委政府办公大楼迅速建成。挪用救灾款发生在贾任省长其间,举报时,贾正好担任民政部副部长,2005年11月改任林业局局长,所以2006年1月5日的举报才终于生效。从时间上看,如果贾不调职,怕616次举报还远远不够。贾对手下小弟的照顾,怎么可能不会得到小弟们的死心塌地。

  贾治邦2004年进京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看则象是得到重用,实则不然。一任省长没当完,中途调职很少见,以正部级的级别担任副部长的职务更少,有例可查的只有云南的某位进京担任审计署的副职。应该是在陕北石油利益上与省委书记李建国产生了矛盾而被搬走的一块石头。李建国偏重于中石油的“国家利益”,贾争取陕北的地方利益。不管对错,为官一任、造福家乡贯穿贾为官的始终,担任省长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即实时推出了他的老家“吴旗”,不失时机地推介吴旗的水果。在陕北石油的分歧,也是源于为陕北争到最大的利益。贾治邦离陕,在很多人看来是贾的政治生命到头了,谁知,咸鱼翻身,仅一年,贾就出任林业局局长。以正部级级别屡正部长职务。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平时宽于待人有莫大的关系,使得各个山头都能接纳他,因为他是安全的。

  “华南虎”一事,直接责任人是陕西林业厅,陕西林业厅长张社年,在延安时就是贾的小弟。贾岂有不帮小弟一把之理。对照片中老虎的真假,林业局早已心知肚明,所以不在照片上纠缠,而是派出专家,寄希望于尽快找到“华南虎”存在的蛛丝马迹,以便在照片上脱身,尽快进入如何保护的程序。对汹汹舆情、行政复议,采取兵来将不挡,水来任其淹的策略,让时间来洗涤一切。

  一个老大,能做到如此,颇有古风。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他,特别是老大们更该学习他。